那之后，家里多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，节奏仿佛一下子乱了。

原本勉强维持的平衡被彻底打破，生活像一艘漏了底的船，手忙脚乱地往外舀水，却总也赶不上涌进来的速度。

母亲白天在家带孩子，几乎没有片刻安宁。弟

弟的哭声成了家里最常听到的背景音，尖锐、持续，像一把钝刀子割在人的神经上。有时是饿了，有时是尿了，有时只是哼哼唧唧地要人抱。

母亲总是立刻放下手里的事，小跑到摇篮边，或者从沙发上起身去哄他、喂他、换尿布。

晚上母亲也几乎睡不踏实，一点动静她就惊醒，立刻起身查看弟弟的情况。

白天的疲惫加上夜里的中断，让她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憔悴下来，脸色蜡黄，眼下总是挂着青黑的眼圈，像两团淤泥。

她时常抱怨腰痛、肩膀酸，揉着后腰或者捶打着肩膀，说是抱孩子抱的，也说是生孩子落下的病根。

家里的饭不像以前那样按时按点、有菜有汤了。

我是高中生，学校有晚自习，午饭和晚饭都在学校食堂解决。

食堂的饭菜味道单一，有时过于油腻，有时又寡淡无味，但能填饱肚子。

家里变得嘈杂混乱，推开家门，一股混杂着奶味、尿布味和消毒水味道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湿热。

玄关处堆着父亲的鞋子，歪七扭八地散落在地上，旁边是拆开的纸尿裤包装袋和湿巾，有时还能看到用过的尿布扔在垃圾桶边。

客厅里，沙发上搭着小毯子和溢奶巾，茶几上是没洗的奶瓶、婴儿玩具和一些散落的零食包装。

母亲总是抱着弟弟在客厅来回走着，或者坐在沙发上喂奶，她的声音总是尖利又疲惫，带着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焦躁。

“别碰他，洗手了吗？你这书包放哪呢，又拎回来一堆细菌。” 这是我进门时常听到的第一句话。

母亲抱着弟弟，眼睛警惕地看着我，仿佛我身上带着什么病菌。

我把书包小心地放在我的房间门口，没有拎进去。

洗完手，我通常会去厨房，因为厨房都等着我晚自习回来收拾。

我在学校的时间很长，从早上七点多到晚上九点多，除了学习，我和同学交流不多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里安静地听课、写作业。

那天午饭后，我在学校食堂吃完饭，回到教室坐下没多久，就开始觉得喉咙发紧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头也重重沉沉的，像是顶着一块铅。

我强撑着坐到教室，试图集中精神听课。

下午是语文课，老师在讲台上抑扬顿挫地分析着课文，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

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眼前的东西都有些模糊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我用力眨了眨眼睛，想让自己清醒一点。

“你脸好红啊，”同桌小声凑过来，用手背碰了碰我的额头，吓得我一激灵。

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忧，“你是不是发烧了？”

我硬撑着挤出一个笑，摇了摇头：“可能有点热。”

但身体的不适越来越明显，我感觉浑身发冷，又一阵阵发热，像是掉进了冰火两重天。

最后，还是被同桌拉去了校医室。校医阿姨让我坐下，拿出体温计量了量，看了眼数字，眉头微微皱起。

“38.5℃，”她把体温计递给我看，“有点低烧。” 体温计的水银柱停在刻度线上，清晰地显示着数字。

她又让我张开嘴，看了看我的喉咙，“扁桃体有点肿了，红红的。”

校医阿姨收起体温计，看向我，语气认真地说：

“这样不行，得让家里人知道。给你妈妈打个电话，让她来接你去医院看看吧。你这扁桃体肿得有点厉害，光吃退烧药可能不够。”

校医用座机给家里的电话拨过去。电话隔了一会儿才接通了，校医阿姨对着听筒说：

“喂，请问是赵盼儿的妈妈吗？我是学校医务室的。她今天下午有点不舒服，量了□□温38度5，喉咙扁桃体肿得挺厉害的。我们这边只有些简单的退烧药，建议您带她去医院看看，让医生给检查一下。”

校医阿姨说了几句，把电话递给我。

我接过电话，听到听筒里传来妈妈疲惫而尖锐的声音：

“怎么又生病了？！是不是在学校乱吃什么东西了？食堂那些东西不干净你不知道啊？！怎么老生病？！” 妈妈的语气带着明显的焦躁和质问，声音里仿佛压抑着一团火。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妈妈叹了口气，声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和一丝不耐烦，掺杂着弟弟隐隐的哭声：